家在太原 | 馒头巷的扁担情缘
一
小时候，我家住在馒头巷九号院。那时，馒头巷整个巷子都没有一个水龙头，取水必须走到兴隆街或是更远一些的庙前街南口水管子上。用水成为每家户的大问题，扁担这个生活的必备品也应运而生。
█ 今日馒头巷，照片转载自汾水河畔
那年月，几乎每个家户的屋檐下面都挂着一只扁担，扁扁的、长长的，中间厚，也略微宽一些，每个扁担两头钉上铁钩子，铁钩子的头儿是长椭圆形，正好卡在扁担的两端。为了不脱落，用火钩子在火里烧红烫个眼儿，再用细铁丝穿过去箍紧，而长钩子的钩环上还有个小钩子，可以根据身高来决定担钩的长短。
最开始时，我们年岁都小，父母都工作忙，有时父母去水管子上抬水，我们有时端着盆或锅打水，但这样还是难以解决用水量大的问题。夏天还好，一到冬天，水管子上结的冰很厚，面积也广，最厚时冰可以高出地面将近一尺，空着手在上面走都是战战兢兢，多少次看到有人担着水桶刚一上肩膀，就被滑倒，躺在冰上半天起不来，棉衣棉裤都被冷水浇透了。家里没有劳力做这项工作，确实是令人头疼的大问题。
取水艰难，用水也特别吝惜。母亲每天下班回到家先洗手，把脸盆斜着放在盆架上，从水缸里舀上一点儿水，如果用口计量的话，顶多也是两大口，脸盆斜着放显得水很深。母亲挽起袖子，右手手指和手背一起蹭过盆底，捧起一掬水，再分给左手一部分，然后两只手心手背、十个指头不停地转动，再打上肥皂，洗完后赶紧招呼我们一起用这点儿水洗手。都洗完后，一个人从水缸里舀些清水给几个人冲一遍。上面的水瓢歪着，水细细地流下来，下面好几双手接着，不停地搓动。
二
那时父亲在矿院教书，不经常回家，母亲在回民小学做教导工作，工作虽然忙，但回到家给我们洗衣、买菜做饭，缝补，里外一把手。母亲早有心想把扁担挑在自己肩上，但挑担这件事对母亲来说，确实勉为其难。1954年春，母亲在生了一对双胞胎后，得了胸膜炎，因当时的医疗水平低，竟被切除一个肺，从此她就一直用剩下的一个肺呼吸，一个肩膀等于塌陷，走起路来两肩也是一高一低。那天，要强的母亲下班后路过西米市的日杂店，毅然决然地买了一对铁钩子。回到家父亲问她，你要干什么？母亲脖子一扬，我学着担水。我一定要学会！父亲说，还是我来吧!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吃过饭后天光还亮，父亲在水管子上接了两个多半桶水，挑在肩上慢慢地往回走。刚一上肩膀，他就觉得像是挑了两座小山丘一样，肩膀被压得生疼，两腿发软，几乎迈不开步，就这么摇摇晃晃的，刚刚从兴隆街拐过馒头巷，他放下了担子，他想调整一下呼吸，歇一下再走。这时已经有蹲在街门口的邻居和路人往这面张望，父亲一慌，来不及休息，赶紧又上了肩。毕竟是执教鞭，抓粉笔出身，从来没挑过担，父亲从馒头巷走到院子里这段路太艰难了，好不容易进了院子，上我家的台阶时，由于不懂得前面的肩膀抬高，桶一下就碰到台阶上，不但上不去，还把人弹下来，后面的桶又碰到地上，前后更加失衡，慌乱之中，两只桶就像是压板桥似的一高一低，直到桶里的水溅洒了满台阶。这时我们都围了过来，七手八脚地把这两桶水抬回家。
█ 今日馒头巷路口，照片转载自汾河水畔
我们把水倒进缸里，母亲把扁担挂在墙上。父亲坐在床边上，两手扶着床帮子，呼呼地喘气，两眼定定地看着地面，一句话不说。父亲在学校里教微积分、复变函数，回到家也是做一些技术性较强的事情，如修理无线电、安个保险丝、焊个脸盆底儿、过年时给我们下剪刀裁衣服、给两个儿子剃头，即便是做个活子饭，炒个菜，父亲也是到关键时刻呛个锅，扒拉两下，味道出来后，其余由我们来做。粗重活母亲基本不让他插手，一来是忙，常不在家，二来觉得父亲是高端人才，又是养家挣钱的主力，说到底还是舍不得用。以往家里在院门口买了烧土和煤，均是举家出动，用箩筐抬，簸箕端，我们也经常抱着脸盆去水管子上接水。今天的挑水，他觉得有些丢面子，一路上那么多人指指点点，甚至在取笑，进了院子后，邻居及小孩儿们都在后面观看。其实父亲是个做事很讲究精细的人，从讲台上讲高数，到学院里的体育比赛，如打乒乓球、扔铅球等，都多次获奖。从人尽其才的角度来看，父亲并不是挑担子的材料。那晚父亲在书桌前备课，少有了平日和我们的说说笑笑。不知他是否还在为“百无一用是书生”而懊恼自责。那以后，父亲在家再也没有挑过扁担，而家里的现状，也在呼唤挺身出来一个能够挑担在肩的人。两个男孩儿，我和哥哥，都有一半儿的责任。
三
在我上四年级时，哥哥勇敢地把扁担挑在了肩上。第二天，我紧随其后。刚开始也是心里发虚，但我吸取前人的教训，担着空桶从家门出来的时候，心里就开始捉摸怎样把它挑好，竟然还有一点点抑制不住的小兴奋。我先试着挑半桶，把钩子的长短根据身高调好，上肩的时候；先看看前后是否均衡，然后再迈步，虽说膀子也压得疼，但能忍受；虽然也晃晃悠悠，像醉汉似的，但咬着牙坚持着往前走。我知道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也没想回头。到了院门口台阶时，我手抓着两个钩子，头略微低下，慢慢转动着，让头、肩、扁担成为一条直线，然后一个肩膀抬高，胳膊也跟着上提，前脚迈步上台阶，同步之间，后面的脚尖踮起，手和肩膀随着上行，脚落地后又很快迈上台阶，几个动作一气呵成。有了这一步的成功，家门口下面的三个台阶也不在话下了，甚至我觉得身后像是有一股力量在助推我向上行进。就这样到六年级时，我已能稳稳地挑一桶水了，而且可以一路不停歇。
四
66年文革开始后，我们不再上学，有了充分施展玩耍和劳动本领的机会，家中的挑水和担煤我已成为主力，对这两项工作我非但不惧怕，还很新鲜。那时候兴隆街一停水，就要去庙前街的南口，紧挨着西米市的东风机器厂的对面的水管子上去担水。这段路程比到兴隆街要长一倍，开始时也是挑到馒头巷一拐弯就站住歇一下，可是慢慢地想和自己挑战一下，试着一口气挑回家，很快就发现人的潜能是巨大的，一路不歇回到家并没有什么不适。那会儿都司街有个煤场，离家较近，我担上两筐煤可以一路担回家不停歇，可是要想挑拣些煤块儿，就必须去路程远一倍还多的南海街煤场或海边街煤场，平时人们多是用小平车去这两个煤场拉煤，至少两个人才能成行。那天正好都司街煤场休息，我直接就去了南海街煤场，它的实际方位是在南海街南头的东边，早就过了旧城街西口，快与迎泽大街接壤。挑着80斤煤走在南海街路上，我才觉得这条平时老走的路怎么长的走也走不完。我给自己定下休息的第一站是都司街交叉路口；咬着牙到了路口，一下看见庙前街路口，心想再坚持往前走走，一边给自己打气，我记得是默念了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到了庙前街可以放下担子了，可我还想往前走，一下又走到馒头巷口上。放下担子后，我屁股坐在横放在箩筐上的扁担上，慢慢地喘气，用袖子擦着汗。回望着自己刚走过的路，心中涌起一阵阵满足。很快我又想，都快到家了，再坚持一下又能怎样呢？
█ 庙前街上通往馒头巷的指示牌，张珉拍摄
这以后每次去海边街或南海街煤场买煤，我都觉得像是一个几天没吃饭的人看到远处有一笼冒着热气的白面馒头，让我心怀向往地向前奔赶。最开始两个箩筐从70斤、80斤装起，后来我层层加码，90斤、100斤，我把大一些的煤块儿码在边上，这样就可以高出箩筐多装一些，有一次家里打煤糕，我连续几次从海边街往返挑煤，最多一次挑了115斤，是装满筐以后又用脚踩实了再装，而且从海边街煤场一路走到家，它比南海街煤场还稍微远一点点。连续的挑担锻炼，我的步态更稳了，呼吸也很均匀，我可以挑着担子，在路上左顾右看，可以停下来看路上的热闹或人们玩耍而不放下挑子。
一天晚上，我接了一盆冷水，蹲在地上光着膀子擦洗。母亲站在我身后突然说，立立，你别动！你的肩膀怎么了？我说，没事儿呀！怎么了？母亲疑惑地走过来用四个手指摸我的左肩，又摸摸右肩，还轻轻地捏一下，怎么高出一块儿来？疼不？我说不疼啊！母亲又让我坐直了，她弯下腰两个肩膀左右看着，还是一脸疑惑，真不疼？我这时也伸出手摸自己的双肩，和母亲的手碰在一起时，我突然觉得两肩上面相互多了一小块肉，厚的可以捏起来，大约有半根手指那么长。我慢慢地使劲掐，一点儿感觉没有，这是怎么回事？以前没发现啊！这时母亲的目光朝窗户底下跺的整整齐齐的煤糕看着，足足看了几秒，又看看我，像是突然明白了，“是你挑担子磨出的硬茧！”母亲递给我毛巾的时候，眼里好像有泪花在闪烁，那是心疼，但我此时却有一种体育比赛进入复赛的感觉。
五
1973年秋天，我到太原市南郊郑村大队插队。除了去地里劳动外，男知青还要负责给自己的小集体挑水。知青住宿点距离村里的水井大约有一里地。
那天我值日，晚饭后便去挑水。经过村口和几个庄户院门口，看到社员们有的端着碗蹲着边吃边聊天，有的蹲在地上下象棋，周围围了一圈人观看。
从井台上摇着轱辘装满水桶后，我挑着往回走。路上遇到生产队长与我打招呼“吃咧么啦？”我笑着点头。这时，正在围观下棋的民兵队副队长也扭过身来和我打招呼，还特意低下头看了看满满的两桶水，惊讶地说，“哎呀，你咋挑得这来自在，我还以为你挑了两个空桶了？”听他这么一说，几个观棋的人全都站了起来，看了看水桶，再看看气定神闲的我，一个个惊诧不已。那晚，一个“位怪插队青年的肩膀可硬了”的消息，在全村不胫而走。
一天晚饭后，小队广播到灯泡厂去挑马粪，队里指派我和六个社员负责挑担。灯泡厂距离地头大约四里多地，我们每人挑着一副箩筐，还自带一把铁锹。到了厂门外粪堆前，我把筐子装得满满的，还用脚踩瓷实。湿马粪很有分量，一挑起来我就感觉有120斤之多，我并不担心，攒着劲走，均匀呼吸，以平衡肩膀和两腿的力量。就着洒在汽道上如水的月光，我快步疾飞，一会儿就撵上了走在前面的两个社员，和他们并肩前行了大约两里半路后，他们两人要休息一下，但我当时正担得兴起，就对他们说我刚刚已经歇过了。快到地头时，我感到双脚沉重，身体打晃，但我不想打乱自己“一次不歇担到地里”的计划，就调整好步态，咬紧牙关，一气挑了过去。在地头忙活的人们一下涌了过来，看到第一个到达的竟然是我，啧啧称叹。
自此，我在队里有了“铁肩膀”的称号。
六
第二年夏天，大队为搞副业成立砖窑，小队派我过去。
一开始我们挖土方，脱砖坯。窑建好后，进出窑需要有人背砖。为此，大队支书开动员会，希望年轻人勇挑重担，但人员还是不够，好多人望而却步，说劳改犯才干这活儿。这时，和我一起插队、家住庙前街20号，三小队的刘生（小名友儿）悄悄地问我，“启建，咱俩干哇？”我和友儿一拍即合，穿上了用白粗帆布缝制的背砖衣，双肩挎上了3厘米宽、3毫米厚、用来承托26块砖坯、总重量达156斤的牛筋背砖带。两个插队知青在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令支书在会上大为赞赏。头戴着白毛巾的申书记感叹地说，“两个插队青年要干，好啊，好啊！你们知道不？位怪外谁的爹妈还是大学的教书匠，不容易啊！”其实我和友儿根本没想那么多，一是觉得背砖并不可怕，二来背砖比较自由，尽管出大力、流大汗，但晾窑的半天可以休息，到那时我俩就能骑上车子直奔汽道，抓住后面上来的卡车或拖拉机的马槽扶手，一路毫不费力地快速回家。
156斤的砖坯确实是更大的重量，刚开始迈步时，走得像扭秧歌，高出头顶的砖坯毫不客气地把头皮砸的汩汩流血，还不能用手摸，再就是沉重的砖跺把后背磨得生疼，夜里睡觉都不敢翻身。夜半时分，别人都做了几个梦了，我们还在热流滚滚的窑里出砖，头上、脸上、眉毛上、鼻孔里、连牙缝里面都是红色的砖粉，和汗水搅在一起。乍一看，还以为是吴承恩老人笔下的红孩儿下凡，吓死一口子。
但我和友儿都是有备而来，都是苦出身，我俩硬是咬碎了牙齿咽到肚里，和几个年轻社员坚持了下来，直到离开郑村参加工作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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